辽宁进城务工人员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较低

房地产早已成为土耳其的支柱产业。

其四，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构优化和战略性重组。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

服务业是一个品类复杂的集合体。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中国服务业比重上升，一些结构特征值得关注。中国人均收入8000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4万- 5万美元，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全球化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不仅带来了增长动力，在逻辑上对所有国家都带来好处。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造成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困境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人民币汇率，而恰恰在于全球化本身，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的依附发展，导致国内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因而难以实现从出口依赖的低端之路到内需主导的创新型国家的转变。

与外资不断在中国扩张势力的同时，中国产业界在2004至2005年左右出现了奇怪的一边国有化、一边私有化的双向变化：一方面，基础类和资源类的国有企业开始插足一些有利可图的竞争性领域，公开与民争利，兼并乃至运用政治手段逼退在该领域的私营企业（如陕北油田事件）。在此形势下，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两头夹击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进口。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也随之上升。相比之下，外资企业受到的限制则相对少得多，中国当局甚至主动邀请西方跨国公司成为国内一些重要产业（如金融业）的战略投资者，以利益为诱饵促其向母国政府进行有利于中国政权稳定的政治游说。

这是因为在政治体制不能触动的情况下，中央只能通过对组织人事大权的垄断来控制地方，但同时中央又必须依靠各级官员来完成下达的经济指标。邓小平对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和决心、以及权力下放后地方官员为捍卫既得利益而支持改革所形成的合力，在1992年邓南巡后迅速瓦解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些表明，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和平的。表面上看，中美协议仅仅涉及贸易自由化，但是废除进口替代为投资自由化埋下了伏笔。因此，仅仅呼吁政治改革却不对全球化进行深刻反思，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也无法使中国彻底摆脱依附，转向自主发展的现代化正途。这种畸形改革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内需不足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

鉴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规模，中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对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一成就却无法掩盖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发展失衡，特别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据为己有的事实。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只有在政治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才不会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其次，由于国内资源缺口不断扩大，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急剧上升对全球资源供求结构、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战略性资源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

由于当时关税减让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遂得以搭上发达国家自由贸易的便车。然而，与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之间呈现某种脱节，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仰仗经济自由化——即全球化之功。

上述显而易见的差别不可能不为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所洞察。而且，从本世纪初中国悄然放弃其长期倡导的反霸的外交宗旨，到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无心、也无力挑战造就了中国奇迹的现存国际体系，而是希望能够继续搭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便车，通过与西方世界保持稳定的经济政治关系，维持既定的依附发展路线和国内的利益分配格局。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也反复强调融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将之视为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但对这些资本主义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并提供大量资本和技术转让，而且还默认其采取限制进口和外资等经济民族主义措施，这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其实，中国进口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世界资源供求格局的剧烈变化，已经使中国与美日等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换言之，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将受到国际体系越来越严厉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中国完全纳入国际体系的原因所在[9]。发展的条件：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 中国虽然保持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迄今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12]，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益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必将中断，届时，通过搭乘国际体系的便车、享受了三十年的和平发展，如今却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如何应付？。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之前大规模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并无先例，中国难道是个成功的例外吗？ 就消除贫困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功效，数亿人口在短短30年时间里脱离了极端贫困的状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确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这就造成了大量毫无必要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全国范围的产能过剩，以及地区之间严重的产业雷同，对内部整合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政治障碍。

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似乎也指日可待。2004年底，中国官方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吹嘘中国入世三年来的伟大成就，御用学者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官方的全球化方略涂脂抹粉。

与1980年代主要从事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港台企业不同的是，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市场占有。但吊诡的是，尽管中国并无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基本秩序的愿望和能力，而努力寻求在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全球化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中国市场和资源的瓶颈，导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将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是全球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逻辑后果。

对于高度外部整合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工人工资仅仅是生产成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向全球市场出口，这种纯粹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不但难以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还会因对劳工的过度压榨造成尖锐的阶级冲突。但是，国进民退并不是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证明，在主要靠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的500强企业里，高新技术企业很少、新能源企业很少、产品形成国际品牌的很少、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集团很少。中国的不发展则体现在内部而不是外部，中国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加入世贸以后，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到2010年时，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突破0.5，社会关系极度紧张。前者表明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之后，再次回到之前外部整合的发展思路上，后者则表明邓在苏东事变后决心通过经济增长的政治化，来解决传统意识形态破灭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1992年初，为捍卫其改革遗产，邓小平向党内左派势力发起全面反击。美国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并呼吁中国开放政治。

冷战的结束导致中美同盟关系的终结，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立即受到来自国际体系的巨大压力，这种体系压力主要就是来自美国。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而非中央部门是产业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地方自足的经济联邦制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形，何况，以市场换技术本身也会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地方性发展型模式产生消解作用。

协定规定，中国不得以配额和许可证发放以及中央和地方当局对进口和投资的批准为条件，提出诸如当地含量、技术转让，或在华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要求。中国与东亚其他新兴国家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相似，均依靠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中国依靠低工资优势与后者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展开零和竞争，这种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环保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无法构成中国的经济优势，也难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

乌拉圭回合还规定新申请国家必须一揽子接受这一轮谈判达成的全部协议，才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又暴露出私营企业在2001年被捧入顶峰后再度沦落，成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不过，强调中国威胁在任何意义上都有利于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遏制态势，从而迫使中国除了在国际体系内接受美国的领导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国企改革之初，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动用了大量财政和金融资源来维持国有企业，这恰恰为外资提供了消费市场，1992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的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

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的成效表明，虽然中国汲取了以往以市场换技术的教训，对引进的技术认真组织消化吸收，但始终无法获得最关键的技术，在技术引进完成后仍需要继续依靠跨国公司提供核心部件。1989年后，政治改革被彻底排斥出局，经济改革也大部停顿，经济在治理整顿中低速增长，虽然通货膨胀被成功制服，但国有企业出现大量三角债和经营困难。

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政策主张开始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一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近十年没有增加，甚至有不少已脱贫的农户又开始返贫。

中国崛起的基础：经济增长 中国崛起之说最早见于1990年代中后期。因而，外部整合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鼓励了更大程度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惜代价加入世贸组织遂成为中国政府的唯一选择。